背景：
康泰纳仕（Condé Nast Publications Inc）总部位于美国纽约。 旗下众多出版物，包括《被誉为时尚圣经的《Vogue》、顶级时尚男刊《GQ》、浮华和文化兼具的《Vanity Fair》，旅游圣经《Conde Nast Traveler》，更有著名的人文杂志《The New Yorker 》和极客(Geek)圣经的《Wired》，都均在世界杂志top100排名前列。
康泰纳仕集团（Conde Nast）素以出版最精美和最具影响力的杂志而闻名于世,在杂志界居领先地位长达百年之久。康泰纳仕集团跨足全球6大洲，在21个市场中经营120本杂志和61个网站，影响和启迪着超过1.2亿的高品位杂志读者和600万网络用户。
以下是顶级时尚男刊《GQ》2014年2月总第245期对STUDIO3D（斯帝欧3D）的采访内容
吕东源+陈振宇：3D打印的艺术
编辑：叶三 视觉：梁爽 摄影：李冰 期刊：2014年2月
《GQ》时尚杂志报道3D打印艺术，专访STUDIO3D
（左：陈振宇 STUDIO3D技术总监；右：吕东源 新媒体艺术家）
《GQ》时尚杂志报道3D打印艺术，专访STUDIO3D
【壹】
2013年，韩国艺术家朴载林在手机上下载安装了微信，那个用来扫一扫的二维码激发了他的灵感。他决定做一个立体的二维码。画好图纸后计算了一下，几千个像素组成一个立体二维码，一像素是一枚立方体，如果手工拼装，需要长达三个月之久。
朴载林结识了陈振宇。陈振宇和他的同事只用了三分钟就把世界上第一个立体的二维码打印出来，树脂材质，尺寸5cm×5cm，平视，它是个金字塔，俯视，它是个可扫描的二维码。
“实际上我国研发3D打印机已有二十多年，”陈振宇说，“只是人们不关心。” Studio 3D是他与新媒体艺术家吕东源合作的“3D打印应用专家”工作室，二人的分工，用他的话说，就是“吕老师负责想，我负责实现”。
工作室坐落在798一个商铺的二层，除了朴载林这样的艺术家客户，工作室也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服务。不大的工作室里陈列着塑料、树脂和金属的各种打印品，以玩具和装饰品为主。
2010年11月，世界上第一辆3D打印机汽车Urbee问世。2011年，出现了3D打印飞机；2012年，25岁的得州大学学生科迪· 威尔森用3D打印技术制造出了gun。 这些消息让陈振宇焦虑。这个三十岁的“海归”青年出身武汉钢铁公司子弟，在闯入3D打印之前，他一直在与工业设计打交道。
“我很怕听到Made in China，”陈振宇说，“Made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咱们中国这么多年一直遵循着一个世界分工：西欧设计、美国品牌、中国制造，基本上这已成定局。但随着3D打印的进入，整个格局在改变，我们能不能在思想层面上、社会层面上跟进，这个才是我们厂商还有业内需要去关注的。老外想事情是想可不可能，但我们不是，我们从小被教育就是想可不可行，不可行就别做。”
对于艺术专业出身的吕东源来说，3D打印更意味着一场艺术革命。“传统的艺术家很自我，给人的感觉是唯我独尊的，但在互联网时代，艺术改变了，未来的艺术很有可能是互联网的艺术，或者是数码化的艺术，它可能会是一个大规模写作的，很对等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特别符合3D打印的状态，3D打印就很对等，它可以在去中心化的同时产生各种各样的东西。”
吕东源与陈振宇的共识是：中国尝到了工业生产的甜头，已经习惯了模仿和制造，严重缺乏勇气与创造力。陈振宇说：“这种意识是很难更改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过程。社会上有个说法，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很反感这句话，我觉得中国人没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是没听到枪响。”
【贰】
今年，吕东源刚满30岁。从小他就喜欢立体模型，五六岁时他常央求父母给他买军模，“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会儿我父母的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钱，一个日本进口的模型是二十多块。”模型上注明八岁以下儿童不能玩，而吕东源觉得“很容易啊”。
后来吕东源进了沈阳鲁迅美院，学新媒体设计。毕业没多久，跟大部分心怀梦想的艺术青年一样，他从沈阳来到了北京。“去年10月，吕东源来798办事，下午还有培训课，他走得很匆忙。就在路边，他看到了陈振宇正在推广的3D打印机。“从小就喜欢这个，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原始冲动吧”。吕东源迎上去和陈振宇聊了几句，两人同时觉得——“相见恨晚！”
“我一直很期待有一个会ZBrush（主流三维雕刻软件，2009年推出针对3D打印的新插件）的人出现在我眼前，但我不知道是用那样一种方式见面。”陈振宇说。陈振宇是湖北人，在新西兰念了四年书，回国后在武汉钢铁公司做了三年翻译。他负责的项目价值一百多个亿，有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和最先进的技术。慢慢地，在工作中陈振宇意识到了中国人的缺陷。“做了三年，我发现在设计层面可能中国人能做好，但在系统规划和整个品牌运作的层面，我们跟老外差距太大。我有一种原始的冲动想去改变它。”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振宇发现一个朋友在做3D打印机，“这个工具太好了，我们现在就缺这种把想和造连起来的工具，我就毅然决然地决定要做一家公司来干这个事情，哪怕不赚钱，或者目前不赚钱。”为了维持生活，吕东源仍然需要每天赶去海淀上班，他家住燕郊，回到家是晚上八九点钟，之后才是创作时间。“认识陈总后，我觉得好多想法都串联起来了，我非常兴奋，每天几乎睡不着觉，反正他也经常加班，我俩现在基本状态就是线上沟通。我的业余时间都用来搞创作，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我就是愿意做，它真的是很有魅力的一个技术”。
陈振宇说：“我做出了3D打印机，我还得有内容，但是内容本身的塑造是很专业的一件事情，目前来讲它还没有简化到傻瓜的程度，这就需要一个门槛，需要像东源这样的艺术家提供想法，然后我把它们做成实物。”他把3D打印的无镜片眼镜从鼻梁上取下来，放到桌上，微笑地看了看身边的吕东源：“他很能想，但他无论想什么，在我这里都可以消化。”
【叁】
吕东源与陈振宇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叫“ONO之神”——“ONO比较好听点儿，其实就是屌丝的屌神”。那是吕东源设计的一个形似男根的虚拟形象，“一个互联网精神偶像”。
设计完成后，二人把这个概念和源文件无偿地分享到互联网上，让所有感兴趣的网友一起重构，再创造。11月份，陈振宇和吕东源把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模型用石膏打印了出来，送到上海某拍卖公司参与拍卖。最终，这个造价5000元的“ONO之神”被一个情色艺术品收藏家以500元的价格拍回了家。
“其实这是一个实验，我们想测试一下人们对打印技术和3D艺术品的反应，这种反应与现在普通市场的反应是很契合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想制造一个事件让人们去关注，我们不希望什么东西都是老外的创意先行，而我们始终在跟随。”
虽然石膏屌神已卖出，但屌神的3D文件仍然在互联网上流传，仍然在被重构和创造着。这才是这个作品真正的意义所在，吕东源说：“ 艺术家死了，作品还在，它是永恒的。但为什么要用3D打印技术做这个作品呢？这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互联网这种对等，就是很民主化的一个创作过程，也是写作式的创作过程，这与3D打印这种去中心化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3D打印的本质就是能打印出任何东西，“这东西很可怕，它很有力量，”吕东源说，“它既民主也开放，它又很高端，如果定位拿捏不好的话，状态不清晰就会导致泡沫。”
陈振宇和吕东源一致认为3D打印最终会成为一个定制化小批量制作的工艺。他们相信工作室中提到的“艺用、高端、高附加值”的定位和方向是正确的。
今年，Studio 3D的新计划是“造物主艺术项目”，陈振宇和吕东源计划邀请一批设计师及各个行业领域的精英，还有艺术家和普通的中青老年人，然后给他们分配命题，提供技术支持和资助，由他们去创造“3D打印能够实现的任何东西”。
事实上，“造物主”这个项目是他们打算长期延续的系列艺术项目。“每一阶段都会有专题，可能这一阶段是建筑，大家来想象未来的建筑什么样，或者火星上的建筑什么样；也可能下一阶段我们虚构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根本不存在，是我们用3D打印模拟的，但是所有的观众都以为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直到我们把这个人的作品展出……稀奇古怪的想法太多了，就像好多人多年来始终完成不了的夙愿，我们希望能够实现。”
吕东源描绘的愿景让陈振宇很有感触，他说“有在传授福音的感觉”。“3D打印不应该太理智，它成为一个机器就没有意义了，它应该是一种工作方式或是一种思维、一种理念。”
所有艺术家追求的共同归宿是永恒。“爱是永恒的，死亡是永恒的，然后就是作品和艺术家自身的永恒，”吕东源最后说，“3D打印技术带来的是真正彻底的革命性永恒。我们的造物主计划里面还涉及很多科学家。知道我们要干一件什么事吗？3D打印机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它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外星移民的一个重要的科技工具：一个火箭发射上去，放下一批机器蚂蚁，这些蚂蚁可以自己复制，它们就是一个小型智能3D打印机，它们还可以互相交配，互相交换传递信号，然后繁殖，直到把这个星球占领，然后产生新的物种……这都是我们计划范围里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个概念，但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创造的能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想传递一个信号，”吕东源拿起放在桌上的橙色镜框架在鼻梁上，透过不存在的镜片看着前面：“中国人不是简简单单只会模仿和复制——我们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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